争议解决条款国外变形记

文/ 赵华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有言，“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作为律师的我们不禁联想到，涉外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是否会因语言和法律的水土之异，也会导致“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呢？

 

 

1

 

先从我们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谈起吧。

 

我们的国内客户与国内某供应商之间签订了一份语言为中文的《货物采购框架合同》，由于长期以来双方一直合作愉快，于是客户应供应商之要求预付了巨额货款。

 

国内供应商的实际控制人为John Doe（英文中的“路人甲”），新加坡国籍，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为前述框架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但这一次，约定交货日期过去许久，客户也未收到供应商的任何货物。几经催促，客户竟发现该供应商已经资不抵债，且被多家银行告上法庭。债务在国内清偿已是无望。

 

但客户通过多种途径发现John Doe在新加坡拥有大量的资产，于是直接要求John Doe承担其应负的连带担保责任。John Doe则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与我们的客户进行谈判。

 

事情走到这一步，客户不得不看回框架合同和保证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了。

 

 

 

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前述争议解决条款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即本次争议应通过仲裁解决，当事人一般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客户只能先在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在赢得仲裁之后，再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也即《纽约公约》）申请国内的仲裁裁决在新加坡的认可和执行。

 

当然，现实中不乏国内仲裁裁决在国外得到认可和执行的成功案例，但不可忽视的是，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时间成本一般较大，不排除存在国内仲裁裁决在新加坡得到正式执行之前，John Doe转移、隐匿、处置或减损其资产的可能。

 

此外，经初步估算，该纠纷在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的费用大概在百万人民币左右。当然，最让客户不安的还是John Doe可能会预先恶意处置其资产。

 

为防止John Doe预先恶意处置其在新加坡的资产，我们与新加坡律师商讨应对之策。

 

新加坡律师建议，在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并单方面申请资产冻结令（Mareva injunction）最为快捷有效，但前提是新加坡法院必须对此纠纷具有管辖权。

 

那么，新加坡法院是否对此纠纷具有管辖权呢？

 

我们将《货物采购框架合同》和《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翻译成英文，新加坡律师读后认为，该等条款是非强制性的（non-mandatory）和非排他性的（non-exclusive）。

 

为避免因英语水平造成的不必要的误解，我们特聘请了新加坡高等法院认可的法庭译员对两份合同进行全文翻译，其中，争议解决条款的相关译文如下：

 

 

 

读罢译文，新加坡律师再次确认该等条款是非强制性的（non-mandatory）及非排他性的（non-exclusive）。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客户可藉John Doe为新加坡公民及其主要资产在新加坡等连接点，直接在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并单方面申请资产冻结令，而不必进行国内仲裁。

 

直接在新加坡法院起诉，不仅仅意味着将省却百万之巨的仲裁费用，更意味着客户债务获偿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和获偿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目前，我们已协助客户在新加坡高等法院顺利提起了诉讼。

 

 

2

 

 

这个案件让我们对英美法系中的法官或律师如何认定排他性管辖（exclusive jurisdiction）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开始搜罗、整理相关的资料。

 

比如，Roth v. Penguin Toilets, LLC （2011 NCBC 45）的判决书中论述：

 

 

Here, the forum selection clause provides that “[a]ny dispute or other legal action concerning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any arbitration or litig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conducted in Wayne County, Michigan unless the Arbitrators identify a more suitable and agreeable venue and the Members consent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venue of any State or Federal Court located therein.” (Current Operating Agreement A-24.) While the word ‘shall’indicates that the proceedings are to be conducted in Wayne County, Michigan, it does not say that this is the only venue where proceedings may be conducted. North Carolina courts have found that mandatory selection clauses include words “such as ‘exclusive’ or ‘sole’ or ‘only’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intended to make jurisdiction exclusive.”

 

 

笔者试译如下：

 

 

本协议法院地选择条款约定，“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或其他法律程序，包括任何仲裁或诉讼程序，应在密歇根的韦恩县进行，除非仲裁员确定了更为适合的法院地，除非股东同意选择由任何一州或任何一州的联邦法院进行管辖和作为法院地。单词“应”表明法律程序将在密歇根的韦恩县进行，但它没说韦恩县为唯一的法院地。北卡莱罗纳州法庭认为，强制性的法院地选择条款包括“诸如 ‘排他’ 、‘唯一’ 、‘仅在’等显示合同各方选择排他性管辖意图的字眼”。

 

法院认为，排他性管辖的意图应通过“排他性”的标识性语言清清楚楚、明明确确地表达出来。如果合同的语言不够明确，法院的态度也比较明确，那就是不会主动认定管辖条款具有排他性。

 

比如，判例Prestancia Mgmt. Gp., Inc. v. Va. Heritage Found. II, LLC, 2005 WL 1364616, at *7 (Del.Ch. May 27, 2005) 中论述：

 

 

“If the contractual language is not crystalline, ‘a court will not interpret a forum selection clause to indicate the parties intended to make jurisdiction exclusive.’ “... In any event, this Court has held that where a contract contains two conflicting provisions, the document is rendered ambiguous. To that end, Delaware courts only will declare a forum selection clause “strictly binding” when the parties use “express language clearly indicating that the forum selection clause excludes all other courts before which those parties could otherwise properly bring an action.” 

 

笔者试译如下： 

 

 

“如果合同的语言不够明晰，那么‘法院不会将法院地的选择条款阐释为各当事方具有排他性管辖的意图’...无论如何，本法院认为，如果合同中有两个相冲突的条款，那么文件是有歧义的。因此，只有“各当事方使用了明确的语言，清楚地表明法院地的选择条款已排除所有其他可提起诉讼的法院”，特拉华州法院才会宣告法院地选择条款具有“严格的约束力”。

 

结合我们的案例，《货物采购框架合同》和《保证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英文译文中确无“exclusive” 、 “sole” 、 “only”等标识排他性的字眼，因此，被新加坡的律师和法院认为选择仲裁具有非强制性（non-mandatory）和非排他性（non-exclusive），就不足为怪了。

 

 

3

 

 

明晰的措词是法院判断管辖条款排他性与否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但有些时候，法院也会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管辖进行实质性判断。

 

比如，在新加坡Orchard Capital I Ltd v Ravindra Kumar Jhunjhunwala ([2012] SGCA 16)一案中，Ravindra Kumar Jhunjhunwala （“Ravindra”） 违反了其与Orchard Capital I Ltd（“Orchard”）之间达成的各种协议，为此，Ravindra与Orchard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规定，任何争议应交由香港法院非排他性管辖。

 

Ravindra之后又未能遵守和解协议，于是，Orchard就Ravindra的违约行为在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

 

Ravindra申请中止在新加坡进行的诉讼，其理由是：尽管和解协议的管辖条款具有非排他性，但条款的表述已表明各方的本初意愿是认可香港法院而非新加坡法院是案件审理的最合适法院地。

 

也就是说，Ravindra主张非排他性的管辖条款实际上具有排他性的效力。

 

法院在认定非排他性管辖的效力时，采用了合同解释（Contractual Interpretation）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地测试（Forum Non Conveniens Test），认为和解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Ravindra（而不是Orchard）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管辖条款的解释亦应与此保持一致。

 

因此法院理解，管辖条款旨在使Orchard受益，使Orchard拥有在不同的法域中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条款的灵活性。Ravindra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香港明显是更合适的法院地，但是其他相关的证据则能够证明新加坡是合适的替代法院。

 

同样，结合我们的案例，《保证合同》设立的目的是确保我们客户的担保权益得到保护，我们客户应具有灵活选择于不同的法域强制执行《保证合同》的权利。此外，John Doe本人及其资产都位于新加坡，因此，新加坡法院应是合适的法院地。

 

同理，John Doe的律师是否可以以《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实际具有排他性、主合同的合同双方和合同履行地均在中国，来主张中国才是合适的法院地或仲裁地呢？

 

或许是值得一试的。

 

 

4

 

 

综合以上案例，我们理解在国际交易中，如果客户意图使管辖具有排他性，那么管辖条款最好采用排他性的标识性表达，使用诸如“唯一”、“排他性”和“仅在...解决”等措词。

 

如果中国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管辖被英美法系的合同相对方解读为具有“非排他性”并藉此在境外起诉，那么客户或律师或可尝试利用合同解释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地测试来证明各方的本初或真实意愿，争取于己方有利的法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