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注册资本以外的已认缴出资可强制股东履行｜国信评论

案件情况

原告：A公司

被告：B、C公司

第三人：D、E公司

原告A公司诉称：

综上，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五百二十七条，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A公司有权要求B、C公司继续补缴剩余投资款9.55亿元、逾期缴款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

B、C公司共同辩称：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D、E公司述称：

广州中院审理查明

争议焦点

广州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股东能否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解除股东的出资义务；（二）B、C公司是否需要继续支付出资款项；（三）涉案出资款和律师费、担保服务费等如何认定。

A公司以D、E公司未完成协议约定的增资义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属于因股东出资问题产生的纠纷，A公司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

第一，B、C公司主张《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

第二，B、C公司在知晓A公司的风险预警后，仍选择向A公司注资，主张D存在刻意隐瞒行为的证据不足。

第三，D、E公司发函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以办理减资手续为前提条件，而解除权不得附带条件，因此发函通知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且《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当于增资扩股协议，涉及多方当事人，不宜认定D、E公司具有单方解除权。

第一，根据《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B和C公司向A控股公司注资10亿元，获取A公司50%股权。因此，该10亿元实际为A公司50％股权的对价，A公司的该次增资属于溢价增资。虽然各方约定其中6000万元归入注册资本，而对剩余款项的用途未作约定，但不能阻却B和C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B和C公司主张仅需支付6000万元，便可获得A公司50％股权，既与双方约定不符，亦可能严重偏离股权价值。

第二，B持有A公司15％股权，其应支付的股权对价应为3亿元，减去已支付的1800万元，还应支付2.82亿元。C公司持有35％股权，其应支付的股权对价应为7亿元，减去已支付2700万元，还应支付6.73亿元。因B、C公司未按照《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付款，故还应支付迟延付款利息。

第三，律师费和诉讼担保服务费并非本案必要支出，《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亦未对此作出任何约定，故不予支持该笔费用。

法院判决

广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B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A公司支付2.82亿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二、被告C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A公司支付6.73亿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三、驳回原告A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笔者评析

注册资本的追缴基础是资本充足原则和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但是本案中，协议约定增加的注册资本仅有6000万元，对于注册资本以外的9.4亿出资是否可以强制要求履行，对此法律并没有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外部债权人、潜在投资者而言，注册资本以外的出资也牵涉到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故注册资本以外的出资义务应当履行。注册资本以外的出资进入公司之后，可能会以扩大生产经营等形式向外公示，使得第三人认为公司具有较强的财务实力以及履行能力。此外，注册资本以外的出资也会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予以显示——实收资本或固定资产。因此笔者认为，注册资本以外的出资也具有一定的公示公信效力，能够起到保护善意第三人交易安全的作用。出于这一特性，注册资本以外的认缴出资应当得到与注册资本得到同样对待。

对于内部的股东而言，一旦股东承诺了出资，就应当受到出资义务的限制。股东出资超过注册资本的出资部分将被认定为资本公积金，并且该部分出资如同注册资本一般，经承诺后成为公司的财产，不再归属于股东。正如在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增资纠纷案^①、江门市江建建筑有限公司与江门市金华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市金华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一案^②以及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等增资纠纷申请案^③所展现的，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计入资本公积金的出资已经成为公司的资产，股东不得请求返还。可见，在不考虑外部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对于内部股东而言，资本公积金的性质与注册资本并无差异，应当得到同样的追缴。

本案中，基于合同义务、出资义务、上市公司公告的信赖利益以及权利义务对等角度，应当要求股东履行注册资本以外的认缴出资。

（一）10亿元注资既是合同法上的约定义务亦是公司法上的出资义务。

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合作协议约定增资10亿元的内容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A公司已依约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B、C公司亦支付了部分出资款，可见双方自愿接受合同约束，B、C公司应当继续支付出资款。B、C公司主张该协议作用在于提振投资人信心并无相应证据佐证，且B、C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在作出注资承诺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其行为的意义以及不履行注资承诺所带来的后果。

从公司法的角度看，注册资本仅是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认缴出资额，并非认缴的全部出资额，法律并不排除公司存在未登记的股东认缴的出资，公司注册资本的对外公示效力并不能作为B、C公司免除其认缴的未登记出资额的有效抗辩，B、C公司仍应对内部的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二）基于金融消费者对于上市公司公告的信赖利益，B、C公司应当缴付出资。

A公司作为上市公司XX国际的实际控制人，XX国际在公告中已经披露了B、C公司向A系列公司注资10亿元的协议内容，B、C公司的注资承诺已经影响且将持续影响A股市场众多投资者的选择。无论是外部债权人还是潜在投资者，对该公告都具有信赖利益，B、C公司拒绝履行出资义务将会导致A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到极大不利影响，使得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性严重下降。

（三）B、C公司不履行10亿元注资义务，会导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本案中，B、C公司以认缴出资的形式获得了A公司50%的股权，取得股东资格并实际行使了股东所拥有的分红权、知情权等权利。其所获得的该部分权利，显然不是基于6000万元注册资本的增资，而是基于整体的10亿元出资。若认定B、C公司出资义务仅限于注册资本额，将违反商事交易公平原则。A公司的估值已超过20亿元，B与C公司以10亿元的对价购买50%的股权完全合乎常理及正当的商业实践。倘若B和C公司只用了6000万元取得一家估值20亿元公司50%的股权，这违背了正当的商业伦理与实践，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

股东协议具有合同属性和组织属性。从合同属性来看，股东协议是多方决议，关联多个利益主体，在没有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应当由全体一致协商同意解除股东协议，单方无权解除股东协议。从组织属性来看，股东协议对公司的组织架构、经营运行作出了限制，并非只约束公司股东。股东任意解除股东协议将导致公司经营的混乱。

笔者认为，案涉股东协议仍未解除，B、C公司依约应向A公司承担出资义务。

（一）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属于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依据的公司治理文件，D、E公司未经A公司同意无权擅自解除文件。

案涉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作为A公司的增资协议，不仅是股东间关于注资A公司的平等协议，也是规范股东出资义务的公司治理文件。在A公司依据该等协议完成本次增资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后，该等文件已成为B与C公司对A公司负有限期缴纳投资款义务的依据，即该等协议履行的权利义务主体相对方已经实际变更为A公司与B、C公司。若允许股东未经公司同意随意解除该等协议，则实际上等于变相允许股东逃避法定出资义务。因此，在A公司未同意的情况下，即便是合同当事人的D、E公司未经A公司同意也无权擅自解除该等协议。

（二）D、E公司发出的解除通知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民事行为，在B、C公司未返还A公司50%股权前，案涉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依法仍未解除。

从D、E公司2020年12月28日发出的《关于限期履行义务的通知》“限贵方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10日内向我方返还A公司50%股权并配合办理相应的减资工商登记手续，在贵方履行上述义务后投资协议及相应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不再履行”的内容可以看出，D、E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关于解除合作协议以及一致行动人协议的通知函》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民事行为，即在B、C公司返还A公司50%股权的前提条件下解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但B、C公司并未返还股权，故《关于解除合作协议以及一致行动人协议的通知函》仍未发生解除效力，案涉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依法仍未解除。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