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不良债权利息核算的几点思考｜国信评论

原创林泰松、蔡明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债务纠纷中利息的核算，虽然看似只是简单计算问题，但其中利息计算起止时间及标准往往涉及到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重要问题，具体计算方式的更正调整可能就会帮助当事人减少巨额损失，因此承办该类案件务必注重细节，绝不可掉以轻心。

本案债务核算执行异议中，我方代理债务人一方，在案件基本事实较为清楚的情况下，重点深入研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并检索分析类案报告，掌握司法判例的最新观点及动向，作好法律检索及分析，最终帮助当事人核减债务数额达一千多万。

NO.1

基本案情与审理过程

根据法院生效判决，中国银行对A公司（非国有企业）享有案涉债权，后中国银行于2004年9月7日将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东方资产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信达资产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将该笔债权转让给B公司（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C公司于2018年9月1日从B公司处收购该笔债权，并经法院裁定变更成为申请执行人。

之后，执行法院作出债务核算《通知书》，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下称第4号函）规定，《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因此案涉债务利息及迟延利息仅计算至2013年12月27日止。

一审判决：

C公司针对该通知书债务核算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债务利息及迟延利息均应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一审法院裁定支持了C公司的异议请求，主要理由如下：

▨ 1.《纪要》是针对特定范围内金融不良债权的特殊处置规则，案涉债权只是一般金融债权，而一般金融债权转让中最初债权受让方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不能说明案涉债权就是《纪要》规定的政策性或商业性不良债权，案涉债权不适用《纪要》相关规定；

▨ 2.《纪要》出台背景是保护国有资产，案涉债权历经多次转让之后，现债务人A公司及债权人C公司均不是国有企业，不存在需要保护国有资产问题，如果一律适用《纪要》关于止付利息的规定，将会损害债权受让方C公司的利益；

▨ 3.最高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函（下称第21号函）及第4号函，只是最高院针对地方法院请示的个案回复，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一审裁定结果，债务利息及迟延利息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那么本案争议标的债务金额约增加一千六百多万，将会导致A公司遭受较大经济损失及其他不利影响。

二审判决：

后，A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委托我方提起复议申请，二审复议阶段我们充分论证并提交意见认为债务利息应当仅计至2013年12月27日，二审裁定支持了A公司的该项复议请求。主要理由如下：

▨ 1、《纪要》明确规定了政策性及商业性不良债权适用范围，案涉债权最初是由中国银行于2004年9月7日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债权转让主体及时间均符合《纪要》商业性不良债权范围，应当适用《纪要》相关规定；

▨ 2、根据《纪要》及第21号函规定，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也应当适用参照适用纪要规定，即无论债务人是国企或非国企，属于《纪要》规定不良债权范围就应当适用纪要规定，A公司不是国有企业不影响债务利息截至时间认定；

▨ 3、商业性不良债权性质应当以最初转让主体及时间去判断，不论历经几次转让，转让后的主体资质，债权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一审裁定认为案涉债权属于一般金融不良债权处理失当；

▨ 4、C公司所提交的两个司法判例，其中债权转让主体与时间并不属于《纪要》规定的政策性或商业性不良债权范围，与本案案情并不相同，对本案审理不具有参考性。

NO.2

案例评析

▨ 1、事实方面补充

案涉债权历经多次转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多个法院文书均有记载转让主体及时间，但是最初债权转让主体及时间对本案非常关键，因此在A公司委托我方提起复议申请时，补充提交了第一次债权转让公告，里面明确记载了债权转让的背景、时间、主体等，加强了事实方面说明，佐证案涉债权完全符合《纪要》规定商业性不良债权范围，而不是一审裁定所认为的一般金融债权。同时，进一步说明《纪要》出台的背景及目的，是针对具体事项或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处理，只要符合《纪要》范围就应当严格适用相关规定。

▨ 2、法律法规适用

在《纪要》实施之后，针对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及利息止付具体事项，最高院向地方高院进行过答复，该答复本质上属于司法解释性文件，对各级法院应当具有约束力，其中第21号函明确规定了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也应当参照适用《纪要》规定，同时，第4号函明确《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因此，案涉债权转让应当自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之日起不再计息。

▨ 3、参考案例分析

C公司认为司法实践中关于金融不良债权审判政策有最新意见，并明确提出两个相关案例，但是该两案与本案案情很大区别，该案中最初债权受让主体及时间均不符合《纪要》范围，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意义。同时，我方复议过程中明确提出二审法院及最高院均有支持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自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后止付利息的相关判例，其中案件事实与本案无异，我方复议申请主张亦有司法判例支持。

NO.3

办案总结

即使案件事实较为清楚，代理过程中还是不能忽视事实方面举证，尤其是在一审裁判过程中存在事实方面瑕疵或其他疑虑的情况下，应当主动加强事实方面补充说明，完整全面地呈现案件基本事实。同时，着重从法律适用方面入手，尤其是法律法规规定，包括规定之背景、目的、延续及变更，该法律规定实施之后往往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文件，针对具体事项有更明确具体的适用依据。另外，案件办理过程中，还要及时把握司法判例中类案处理及相反的案例差异，综合梳理分析司法实践动向。总的来说，具体承办债务纠纷案件，须认真细致核算债务计算方式，并从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两方面为裁判提供充分依据，为当事人争取合法合理范围内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