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拒执罪”，厘清还清白｜国信评论

2019年，本案当事人蔡某被某地公安机关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申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蔡某当即委托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张帆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张帆律师在自2019年8月份接手办理此案后，从“拒不执行判决罪”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着手，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分析，向检察院递交《关于蔡某涉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案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如下：

某某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的（2017）粤0904执恢某号《通知书》（见证据材料一），请检察机关注意公安机关移交的卷宗中是否有该份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该《通知书》明确列明了蔡某的还款数额为15,052,997元及还款明细：

（注：以上三笔以债务转让的方式还款，均由执行法院对双方作了笔录，且在法院出具的《通知书》上有确认，请检察机关核实该等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有无附卷）

蔡某的员工蓝某于2019年5月17日，用微信转账代蔡某向叶某支付的执行法官出差到广州的车马费5000元；2019年6月26日代蔡某向叶某支付的两个1万元，即2万元；以及2019年7月10日分别支付了1000元、5000元，共计6000元；以上总计31000元（见证据材料七，微信转账截图）。

2019年5月18日，蔡某、叶某、案外人谢某飞三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蔡某将其在广州某金置业有限公司的项目上预期收益3500万元中的1230万元用于偿还叶某欠谢某飞的债务（见证据材料九《协议书》《服务合同》）。

2019年3月3日、16日，蔡某与叶某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蔡某将位于广州城某一路以南、某三路的房产项目中24%份额份额收益用于清偿其欠叶某的债务（见证据材料十）。

如第一点所述，蔡某自2015年8月5日至2019年7月10日一直有在还款，一直在履行生效判决，法律亦没有规定“债务人在一直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其名下账户不能有资金流动”。所以，即使是债务人，蔡某仍然有权利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以维持生计、以挣钱养家、以偿还债务。所以，法律并没有剥夺债务人使用银行账户的自由，也没有剥夺债务人开展生意活动的权利，所有有使用银行账户，则必定有资金进出。

我们知道，从逻辑关系上来说，题述不等式是成立的；如果划等号，则将“累计有流水进出”直接等同于“有钱不还”，违背了“论据必须推出论题”的论证规则。A名下账户的流水并不能直接等同于A享有所有权的现金财产，可能存在：a)A是公司财务，公司账务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走；b)A是项目操作人，项目资金从其名下账户走；c）A将其银行账户借给他人使用。此等A名下账户的钱不等于A享有所有权的例子，在社会、商业、生活中大量存在。故《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函》中根据“在蔡某工行账户中频繁有资金流动，涉及金额很大”的情形，得出其“具备履行债务能力”，犯了逻辑上“推不出”的错误。

事实是，我方已于公安机关第一次呈捕时，提交了证据材料和法律意见（在此不再赘述），表明蔡某名下账户的流水即属于上述b）情形，即虽其名下账户的流水均不是其个人的钱，是投资人张某芳、凤某飞等人的投资项目的款项，且均是专款专用，不是蔡某的个人财产。此次公安机关应该对该等投资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请检察机关核实。执行法院对此情况是早已知晓，却仍要拿此情况说事，实在让人费解。

以资金流动涉及金额很大直接推定债务人犯罪，违背常理。

1. 蔡某自2015年8月至2019年7月，不断地还钱；

2. 蔡某累计还款数额为1500余万元（本金仅2000万元）；

3. 蔡某与叶某签订了新的协议，以“债转股”“债务转让”等方式达成了一致，且该协议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

4. 在以上1、2、3事实前提下，蔡某如果还有点其他现金的话，其当然可以自己支配，用于生存、生活或其他支出，难道法律要求所有债务人均不能有自己可支配的相关现金用于生活或“东山再起”吗？否则就是犯罪吗？如果法律没有如此规定，适用法律的机关就不能做此认定。

综上，撇开蔡某银行流水中属于投资人的钱，退一万步，即使、哪怕，蔡某有自有资金在支配，在本案中，亦不能认定为“犯罪情节”或构成此罪的所必要的“情节严重”，本罪不成立！

以上事实，根据基本的常识和逻辑来推理、判断，实难得出蔡某“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结论。否则，全国分文未还的失信被执行人均应进看守所或监狱了。暂且不说全国，仅将某某区人民法院过去两年受理的执行案件作一个统计的话，按法院对待本案被执行人的严苛标准，则有多少失信被执行人均应被追刑，而未被追。执法的尺子若因人而异、因案而设，则法治将不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被本案动摇。